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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属不能享受特权,要做个普通人

作者:周恩来侄女 周秉德 转载    发布时间:2018-01-16

在党风廉政建设中,管好亲属是重要的一环。用我伯父周恩来的话说:“这个问题十分重要。”他曾经举例说过:“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,可是他溺爱秦二世,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。”所以,伯父多次说过领导干部包括他本人在内“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”;“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,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。”

我的伯父周恩来有兄弟三人,我父亲是三弟,比伯父小六岁。我家孩子多,经济上很困难,伯父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,就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我家,直到我们兄弟姐妹陆续参加工作为止。伯父不但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们,而且承担了教育我们的责任。

伯父对我们这些晚辈的教育,主要是两条:一条是决不允许我们享受任何特权待遇,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。另一条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、人民的利益为重,而不能以个人利益为重。

说到第一条,伯父要求我们在外面不能讲与他的亲属关系,不能享受特权,要完全做个普通人。他常对我们说:“你们现在就是普通学生,将来参加工作,就是普通劳动者。无论上学、工作和生活,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,而不能依赖家庭。”他说:这就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所在。

伯父对我们的教育多在细微之处。我上初中时住校,星期六看到有的同学家里有汽车接送,而我只能挤公交车,心里难免不舒服。回家后,我就对伯母念叨这件事。伯父知道后很严肃地对我说:“伯伯的汽车,是国家为了工作需要而配备的,不能用在私事上。”他不但不让我们用车,即使他接待外宾前到北京饭店理发的路程都让工作人员按里程付费。这类事看起来是小事,但伯父认为这些小事中往往包含着廉洁从政的大道理。

我参加工作后不久,从基层农村小学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。伯父知道后立即问我:“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?”我说:“不是。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,小学里党员很少,只得把我抽调上来。”伯父说:“哦,是这样,那就没有办法了,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!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才好。”

20世纪60年代,为减少北京人口,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政策:夫妻双方如一方在北京,一方在外地,北京的就要调往外地。当时我在朝阳区委工作,我丈夫在西安部队服役。1965年6月,领导找我谈话做动员。我说不用动员,四个月后,我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。因为伯父经常教导我们,国家有政策,我们就应该遵守,就应该执行,没什么可说的,不能有任何特殊。就这样,我们在西安工作了五年,后来又去贵州遵义的山沟里工作了四年。伯父对我这样做很满意。

1974年初,我丈夫接到部队上级调令回北京,我没有调令,就没敢想一起回京的事。临行前,我陪他向部队领导辞行,部队领导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一同调走?我说我没有调令呀。他们想当然地说:“你回北京安排个工作,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?还要什么调令啊?”我说,我从来不走“一句话”的路,只能按组织手续办事。就这样,我最后是按随军家属的正常手续调回了北京。即便如此,我们去看望两位老人时,伯父还是严肃地问我:“你离开北京工作已经九年了,现在回到北京,是不是照顾到和我周某人的关系,才回来的?”这时我伯母在旁边提醒道:“恩来呀,你别忘了,人家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,还是军人家属,她是随军调动回来的。”伯父这才放心。

说到第二条,伯父经常对我们说:“我们参加革命几十年,随时随地都在准备可能的牺牲,从来没想到过取得政权后还当个什么官。想起几十年来那么多战友与同志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,我们能够活过来就是幸存者,我们要替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,还有什么权利去考虑个人利益,还有什么权利不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呢?”

1961年,我二弟秉钧高中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,同时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,他也已入围参加体检。一天伯父找他谈话,问:“万一体检不合格,当不成飞行员,就去服兵役,不上大学,怎么样?”秉钧对此毫无思想准备,一时不能理解。伯父对他谈了国家形势:“今年农业受了灾,需要很多劳动力。国务院研究后认为,今年的复员军人都要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。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入伍,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农村劳动力去服兵役,这就支援了农业生产,也减轻了农村的负担。”就这样,秉钧放弃了考大学的志愿,愉快地参了军。1965年,伯父又支持四弟秉华不考大学,参了军。三年后,他复员回到北京工作,先做普通工人,后来当了干部,并成为先进工作者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,青年学生的最好选择就是上大学,似乎只有考不上大学才会去当兵。而伯父一直要求我们根据国家的需要作出选择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。1968年,我16岁的五弟秉和,15岁的六妹秉建,分别去了延安农村和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,伯父对此积极支持。1970年底地方征兵时,他们经基层组织推荐,通过正常手续入了伍,高兴地来向伯父伯母报告。当时,大学不招生,最好的出路是参军。那时,解放军不但威望高,并且入伍后生活上也可得到极大改善,因此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。但五弟六妹没有想到的是,伯父却要求他们脱下军装,回到农村,回到牧区!伯父谆谆教导他们说:“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基层,越要带头坚持在农村牧区,作个普通农民和普通牧民,把参军的机会让给其他知识青年和青年农民、青年牧民。”就这样,他们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,还是服从了伯伯的要求,坚持留在农村和牧区,做一个普通劳动者。

伯父始终认为,“对于干部子弟,要求高、责备严是应该的,这样有好处,可以督促他们进步”。伯父多年的言传身教,在我们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。我们深切地感到,越是与伯父关系亲近的人,他对你的要求就越是严格,越要按照国家的需要、人民的需要、形势的需要去做,到最基层、最艰苦、最边远的地方,去做个普通劳动者!这就是伯父一贯的“亲者严,疏者宽”的原则。伯父对我们近乎苛刻的要求,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委屈,相反为有这样一个伯父感到骄傲。

习近平同志说:“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,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。”我想,伯父离开我们39年了,人民依然怀念他,崇敬和爱戴他,正是印证了这个道理。

 


文章来源: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